CASSISS终于发表了，确实非常高兴，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顶刊的文章呈现，更重要的，是代表着我们神经介入一代人，甚至说是两代人的努力。回头看看这十年的发展，充满了遗憾和收获，但无论哪一个，都是值得我们高兴的，因为都代表着成长。

从课题的立项开始，说白了就是一个“草台班子”。那是2012年，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申报，我们在凌锋主任的全力支撑下，得到了科技部的支持，对临床试验还没有太多经验的我，带着同样懵懂的几个人居然启动了这样4个临床研究：

RECAS研究(全国范围的CEA与CAS登记研究)

CRTICAS研究(全国范围的颅内动脉狭窄支架治疗登记研究)

CASSISS研究(颅内动脉支架vs 药物治疗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CMOSS研究(颅内外动脉搭桥vs 药物治疗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即便是现在来看，这都是非常大的工程，但那时候似乎完全不知道畏惧，只是觉得我们该去做，就去做，回头去看，试验设计并不完美、研究经费严重不足、管理经验比空白也强不了多少，更是缺乏现在我们所熟悉的“研究范式”，这些都是这十年来我们不断反思自己的“遗憾”，但最让我们自己觉得收获的就是“勇气”，这是至今我们仍然希望坚持的。

（看看当年的年鉴，真庆幸我们当时的坚持和勇气，当然还有我那时候不算太臃肿的身材。)

成长

科学只靠勇气肯定是不够的，在十二五研究及后续的随访期间，我们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最显著的就是人员和能力，那时候的神经外科和神经介入界，确实少有前瞻性临床研究的设计，更别说是大样本量和随机对照研究。

就在前几天，史怀璋主任还在跟我说，那时咱们真的不会啊，如果现在再做一个新的研究，一定会更完美。这就是十年前的真实写照，即便是我们自己负责的医生，同样对临床研究“无感”，负责人不主动，导致有的研究滞后，甚至数据缺失，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专门研究人员，只是这几位医生兼职在做，自然会留下这样的遗憾。但正是在试验的管理和推进过程中，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了科学的教育和提升，这是无法省略的成长过程，如果说有遗憾，那也是难以避免的成长的代价。

十年过去了，成长是依靠着师长、朋友的帮助和团队内部的协同努力，还记得当初申报成功后，面对这么大的压力，王大明主任跟我说过，咱们不做谁来做呢，只要觉得对，大家就一起做嘛。时至今日，这些团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十年时间，我们一起完成了什么呢?

1 RECAS研究——谌燕飞协调，焦力群、洪波作为PI，36家中心参与，2719例病例;

2 CRTICAS研究——王亚冰协调，焦力群、史怀璋作为PI，26家中心参与，1140例病例;

3 CASSISS研究——高鹏协调，焦力群、王大明作为PI，8家中心参与，380例病例;

4 CMOSS研究——马妍协调，马妍、顾宇翔作为PI，15家中心参与，330例病例。

这些不是宣武单中心能够承担的，也不是宣武带领大家完成的，而是国内众多兄弟团队的信任、支持和帮助，一起完成的答卷，在此，真诚感谢这些师长们和朋友们，不是为了一篇文章或者研究，而是为了这十年的共同付出和成长。

（我们见证的十年，不是几篇论文、几个研究，而是中国脑血管病外科和介入事业的科学发展。)

帮助

除了一起努力过的团队，还要感谢诸多学者的帮助：

Caplan教授作为泰斗级的前辈，在80岁高龄的时候，还为了CASSISS研究的细节跟我们电话会议两个多小时，直到发表前还在提供很多中肯的意见;

数年前，Williams Powers教授从遥远的美国罗利，转机专程来到中国，花费了整个下午为我们团队分析CASSISS和CMOSS两个研究，虽然是第一次来中国，但对我们试验的熟悉程度甚至强于我们自己;

Timo Krings教授、Adnan Qureshi教授、Osama O Zaidat教授、Nobuyuki SAKAI教授在试验的设计、管理、监察等方面一直给我们很多指导;

David S Liebeskind教授、Colin P. Derdeyn教授、Adam A. Dmytriw 教授在文章构思和结构调整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还有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廖汉文教授、余俊豪教授、黄浩辉教授，由于思维和语言上的先天性亲近，使我们不但很容易获得他们的帮助，更多的是通过研究加深了友谊和合作。

还要感谢我们的统计合作团队，来自北京大学的武阳丰教授和汪海波教授，让我们真正见识了在数据处理、分析和解释方面“天花板”级的水平;

同样要感谢史赛克公司、王健先生、赵嵩女士和Ernest，真正有责任感的企业并不是要卖产品，而是要帮助行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感谢泰格医药承担数据工作，感谢李彩虹女士这十年来对我们团队临床研究的贡献。

最后，感谢在这领域作出重要引领作用的姜卫剑教授，最早开始颅内动脉狭窄的前瞻性设计，并将国人的研究带到Neurology和Stroke这个层级;

感谢缪中荣主任，不但曾经带领这个团队走向成熟，也很早完成了颅内支架的单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还要感谢刘建民教授、刘新峰教授、杨清武教授等，是你们让国际顶刊认可了中国医生神经介入的工作，也为后面的研究者做出很好的铺垫，昨天的JAMA，就一次发表了两个来自中国的研究，在此也恭喜杨清武教授团队。

（感谢这些专家教授的帮助，中国神经介入的科学发展需要更多国际化视野。)

遗憾

说好了讲一下遗憾和收获，怎么突然画风变成了“获奖感言”?

说到遗憾，对于一直关注CASSISS研究的神经介入医生而言，可能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个“平淡无奇”的结果。

曾几何时，我们信誓旦旦希望通过一个临床试验证实颅内动脉支架的地位，从而改变临床实践的建议，但CASSISS的确没有得到支架优于药物治疗的结论，30天内卒中或死亡的发生率在支架组为5.1%，药物组为2.2%;1年随访期间的复合终点没有显著性差异(支架组8.0% vs药物组7.2%);2年责任血管区域卒中率也没有差异(支架组9.9% vs药物组9.0%);3年累积复合终点同样没有差异(支架组14.2% vs药物组18.0%)。这就是一个“阴性结果”的结论吗?对于尝试改变临床实践的我们，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颅内动脉狭窄介入治疗的又一个终结吗?

我们必须要正视一点，颅内动脉狭窄药物治疗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比较稳定的，从2012年的SAMMPRIS研究到今天的CASSISS，很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在这种背景下，介入治疗必须将并发症控制到足够低才能够得到额外获益。

但另一方面，药物治疗3年18%的复合终点是可以接受的吗?作为统计数字也许是可以的，但对于医生和患者而言，这个数字应该无限的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尝试更积极的治疗方法。

曾几何时，CEA不能表现出对药物的优势、CAS远差于CEA、动脉内取栓劣于静脉溶栓，但现在呢?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疾病治疗不理想的时候，外科技术会应运而生，并逐渐略胜于药物治疗，直至一种新的药物诞生，两者的竞争又上升一个层次，因为外科/介入获得良好预后，所依赖的是手术适应证、围手术期管理、手术器械和技术，与药物研发的周期相比较，这些都是可能在较短时间更加成熟的，两种治疗方式的竞争，其实就是疾病治疗越来越好的原因。

回到颅内动脉狭窄，十年来，介入并发症逐渐降低，虽然CASSISS不能证明颅内支架优于药物治疗，但已经可以证实不劣于药物治疗，并且在远期预后方面开始显现优势(虽然还没有统计学差异)，这让我坚信，现在仍然是颅内动脉狭窄介入治疗的一个上升期，如果你不是那种默守陈规、满足于18%这个数字的医生，请在规范培训的基础上加入介入治疗的队伍，因为面对疾病，医生所秉承的理念，不是局限于何种方法，而是坚持发展和更加积极的治疗态度。

（相比十年前的两个研究，CASSISS在药物和支架两个选择都获得更好的结果。)

颅内动脉狭窄的未来是什么?

虽然CASSISS在JAMA发表，是一件非常荣光的事情，但我始终认为，这种验证性研究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因为在科学性上，这并不是一个新发现，不过是现阶段一个现象的总结，如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才是这个研究的真谛。

从CASSISS来看，目前的药物治疗不能避免所有患者的不良结局，而支架同样可以使大部分患者避免不良预后，也就是说，依据现在症状性和狭窄程度的标准，其实我们没办法识别出哪些病人更适合药物或介入治疗。

因此，也许两种方法本身就不矛盾，而是互补的，CASSISS真正告诉大家的并不是哪一个方法更好，而是提醒大家，我们并不了解颅内动脉狭窄这种疾病，现在的标准恐怕很难分辨出哪一些颅内动脉狭窄患者是高危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通过精准医学的方法将表征相似的颅内动脉狭窄分为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危险分层，才能够针对性选择治疗方法，那将是介入治疗的“春天”，也同样是药物治疗的“春天”。

十三五期间，还是我们CASSISS团队，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未来仍将是我们重点的研究方向。

（从简单狭窄程度测量进化到结构学和功能学的精准评价。)

一个结果“阴性”的临床研究代表着什么?是失败吗?

还记得几年前看到过NEJM发表的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The Primary Outcome Fails — What Next?”，大致的意思是要反思试验的缺陷，深入挖掘数据的其他意义，并寻求外部证据的支持，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在JAMA接收的当日，我们即决定启动CASSISS-FU(Follow Up)研究组，其目的有三个：

第一，加强数据的深入分析，并增加长达5年、10年的远期随访；

第二，加强与其他类似研究的数据交流，通过科学方法去发现新的结论；

第三，研究组会在结果发表的一年后，将脱敏数据作为公众数据集向更多研究者开放。因为这是国家支持的原创性研究，应该为更多医生和患者服务，所以CASSISS来带个头，希望更多的临床研究这样去做，才能构建出中国人群疾病的大数据体系。

我相信，CASSISS-FU一定会有新的研究内容呈现，但最重要的，是年轻医生们会作为主力闪亮登场，十年的时间已经培养出更好的医生群体，他们值得你更多的期待。

写在最后

我还是要感谢，感谢“凌导”，是凌锋主任高瞻远瞩的视野，在2000年就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脑缺血血运重建团队，为国内培养出大批专业医生;也是她对我们一贯的“苛刻”要求——“会做研究的临床医生，会拿手术刀和导管的内科医生”，逼着我们不断前行;同样是她，在十年前布局了这场“大戏”，才有了CASSISS今天的结果。

感谢CASSISS研究组的参与医院和所有成员，郑重介绍一下我们自己：

最后，感谢我们宣武内部团队的支持，赵国光院长和张鸿祺主任给了我们近十年最好的工作环境，充分的自由度激发出更强的责任感；

感谢我们小团队的付出——朱凤水、马妍、王亚冰、谌燕飞、陈健、杨斌、陈飞、陆夏；

感谢CASSISS研究中，高鹏医生和王韬医生的辛勤工作，以及众多年轻医生的投入；

感谢我们的家人们，十年付出背后是你们的辛劳；

最后，要感谢我们的病人，是你们的需求支撑我们不断进步。

铸十年，终一剑。

我们有理由骄傲，因为CASSISS是中国神经介入医生历经十年的原创性研究，代表着我们成长的烦恼和喜悦;我们更有理由期待，因为CASSISS只是众多中国研究的冰山一角，而未来的中国，一定有更好的发展。

作者简介

焦力群

主任医师，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介入放射科主任，神经外科副主任，脑血运重建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副主委；国家卫健委继教中心神经介入专委会主委；国家卫健委脑防委缺血性卒中外科专委会主委；国家卫健委脑防委缺血性卒中介入专委会副主委；《中国脑血管病杂志》主编；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北京介入医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先后师从于朱树干教授和凌锋教授，获得神经外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鲍圣德教授的指导下，在北京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